“文青”书写与工业时代的那些残酷与暴虐

关于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

王春林原刊于《上海文化》年7月号

BOOK

路内《雾行者》

拿到《雾行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腰封上“路内超越所有期待全新长篇，一部‘不可能’的小说”这句推荐语。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这“不可能”三个字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形式层面上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在《雾行者》中的彼此缠绕。我们都知道，从文体属性的角度来说，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小说这一现代文体，特别强调艺术想象虚构的重要。但如此一种看似“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虚构，实际上却并非毫无羁绊，而是与作家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作家个人的生存经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雾行者》的一个引人注目处，就在于他很巧妙地把“事实”与“虚构”的并存与缠绕，亦即一位作家是如何把自己的生存经验转化为小说作品的这一问题，饶有趣味地整合到了故事情节的演进过程之中，并使之成为了小说文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路内在小说中写了一群写小说的文学青年，这些文学青年从他们的生存经验出发，也写着各种不同的小说。其中尤为至要处或在于，这些作为人生打拼者的文学青年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各种不同现实人生的真切写照，这样也才最终成为一个观察了解小说中“事实”与“虚构”并存与缠绕状况的绝佳窗口。

比如，if(王静)的那部篇幅大约“三五万字”的小说《巨猿》。“《巨猿》是一本灾异之书。一个叫兰娅的女孩回忆她的青少年时期，以及经历过的灾难事件，有一些是个人的，有一些是群体的。在这本书的短序里，作家用一种疑惑的语气问道：众所周知，小说中的议论是轻佻的，那么，那些声称书写命运的作家是否更为轻佻，尤其当它被判断为庄严和伟大时，是否暴露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无能。”兰娅是一位生活在山区农村的女孩，由于父母均在深圳做小生意，她只能和智障姐姐一起，一贯很厉害的祖母告诉兰娅，在将来，照顾智障姐姐，乃是她不可推卸的一个家庭责任。几年后，当兰娅追问父亲，智障姐姐是否曾遭遇强暴时，父亲坚决否认，说“她只是从山上跌落下去而已”。但到后来，还没等到兰娅长大后履行照顾智障姐姐的责任，就在县城里一座大桥坍塌的同时，姐姐却毫无征兆地死了。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巨猿”，乃因为其中穿插了非洲刚果丛林中神秘巨猿的故事。

根据小说中披露的一些情况，《巨猿》这篇根植于作者生存经验的小说中带有虚构色彩的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非洲神秘巨猿的故事，带有明显的拼贴性质。其二，现实生活中的大桥垮塌事件，发生在年，而不是小说中智障姐姐死去的年。其三，虽然从艺术构思合理性的角度来说，应该设定为给祖母奔丧，但因为考虑到“祖母仍然在世”，不想制造“不祥的谶语”的缘故，最终设定为给祖父奔丧。“事实”就这样因为投鼠忌器的缘故，而影响到了艺术的想象虚构。但相比较而言，还是第四点更重要。这就是，到后来，在讨论《巨猿》的过程中，单小川告诉端木云，他认识该小说的作者if。if的真名叫王静，是北京一家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师，《巨猿》是她唯一的小说作品。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点是，此时的王静正在努力收回自己的这本书。“小川沉默了片刻，说：这是一件令她崩溃的事，智障姐姐确有其人，并且正如小说中所猜测的那样，确实遭到了强暴，并且怀孕、堕胎。然而她的家族把此事压了下来，当时并没有报案，对外声称智障姐姐是掉到了山崖下了。”何以如此？原来嫌犯乃是本家一个堂哥。现实生活中，两家人谈判达成的协议是，男方赔钱后把嫌犯本人送到外地，再也不能回村。尽管“在王静看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但真实的情况是，智障姐姐因肺炎去世后，这个本家堂哥不仅回到了家乡，而且还找王静借过钱。依照单小川的说法，现实生活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如此一种错位，顿时使王静的小说处于崩盘的状态。但对这一点，端木云的理解与判断却有所不同：“我说，让我想一想。然后说：文本上而言，这部小说仍然是成立的。”对此，单小川给出的回应是：“小川说：本应是安魂之作，却变成了诅咒，难道不是吗，在文本上站得住脚那又有什么用，作者的自我崩溃了。”毫无疑问，王静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收回这本书，根本原因其实正在于作者自我的崩溃。当现实生活的存在，彻底验证了作者的艺术虚构的时候，王静的精神世界也就再也无法保持足够的镇静了。也因此，路内才会借单小川之口，做出如此一种带有结论性的评价：“小川叹息说：实际上王静早就猜到了，猜中了，就在小说中父亲否认姐姐遭到过强暴这一段上，但这也许是一种不幸的天赋，她并不能猜出犯案的是一个本家堂哥，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找她借钱的人——抽象或是虚构的命运，就这么具体地浮出了海面，所有的隐喻都灰飞烟灭了。”这里涉及到的，事实上也就是小说的叙事伦理或者说道德感的问题。

再比如，姚隽那个并未被端木云透露标题的短篇小说。就读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姚隽，其小说创作动机的萌生，很显然与她所亲生经历的唐姓女友的不幸被杀有关。对女友的不幸被杀，姚隽一直耿耿于怀，不断深入思考：“用哲学的话说，随机杀人，绑架撕票，都呈现了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力，还有贩卖人口；这种控制力的强度超越了法律审判(甚至超过了酷刑逼供)，法律的庄严在它们面前也会被抵消一部分吧。”原来，姚隽的耿耿于怀，与她内心深处的某种心结紧密相关。事发那天，姚隽曾经主动请缨，要求与唐姓女友结伴而行，结果遭到婉拒。只有在了解到此种内情后，端木云方才恍然大悟姚隽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看摇滚乐：“我猛然明白过来，姚隽去看摇滚乐，实在是想找凶手，而不是寻找素材。她真的认为凶手还会回到作案的地方，凶手还会再回来看演出。”但到了若干年之后，姚隽终究还是按捺不住，以笔名的方式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两个姑娘一同去听摇滚乐的事情，一个喜欢，一个反感，但也不是特别排斥，只是为了让前者高兴就陪着去了。小说就在很不协调的励志女歌手的洋相中结束了，写得克制，没有杀人案，没有牵涉到唐姓女大学生，但也可以说全部都在其中了。小说末尾有一句比较惊人的话，其中一个姑娘向虚空表白道：我和她之间有着近乎爱情的友谊。可是她随即又说：友谊也只是一句真言咒语，在走向学校的夜路上我们谈论着友谊，像是可以喝退一切鬼。”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个带有明显复制现实特色的《巨猿》相比较，姚隽这个短篇小说所显示出的，更多是一种想象虚构的本质。如果不是端木云这样的了解内情者，一般读者很难把这个貌似表现同性情谊的短篇小说，与当年的凶杀案联系在一起。但究其根本，姚隽之所以一定要写这么一个短篇小说，正与她当年耿耿于怀的心结紧密相关。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小说发表后，姚隽和端木云他们两人的网上交流：“后来，在电脑上，她说后悔写了这句关于友谊的话，歇斯底里。我感觉没那么严重，毕竟人物是对着虚空在说话。姚隽又说：抓住凶手了。我问：你是不是感觉释然了？她说丝毫没有。又说，她还是要继续搞文学批评，小说不能再写了。”由以上的交流可见，一方面，如同姚隽这样的小说写作行为绝对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得到有效解释，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如同姚隽这样根深蒂固的精神心结来说，仅只是小说创作一途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端木云和周劭他们两位，可以被看作《雾行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整部《雾行者》共由五章组成，端木云和周劭他们在其中真正可谓平分秋色。具体来说，第一章《暴雪》与第四章《变容》的主人公是周劭，第二章《逆戟鲸》与第五章《人山人海》的主人公是端木云。与此同时，也正是他们两位，共同构成了第三章《迦楼罗》中的双重主人公。不能不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作为大学同学，同样身为文学青年的他们两位，在路内的笔下却被做了不同的处理。在写到周劭的时候，路内只是强调他因为对文学的热爱才得以先后结识了端木云和辛未来他们两位，并没有涉及具体的创作行为和创作内容。与周劭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面对着端木云，在描写他仓管员人生的同时，路内也把很多笔墨都花费在了关于他小说创作的描写上。具体来说，关于文学青年端木云的小说创作，路内在《雾行者》中先后提及了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与长篇小说《人山人海》这两种。小说中最早提到端木云的小说创作，是在第一章《暴雪》中。来自于台湾的督导陆静瑜，被周育平带到H市一家颇有些品味的书吧，然后，她发现了端木云小说的存在：“她又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中文书，书名叫《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作者是端木云。她翻了翻，发现是本短篇小说集，纸张与排版很一般，收录了九部短篇，一共七十七页，捏在手上薄得像个信封，没有出版年份和标价。”紧接着，到了第二章《逆戟鲸》中，路内干脆开宗明义就在介绍端木云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收录了九个短篇，格式像塞林格的《九故事》，题材却并不整齐，是文学小青年的习作集。时隔多年，端木云拿到这本书，想起很多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写小说的年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像舌尖舔到铁锈，奇异的味道。那些写小说的年轻人舌尖上都留有铁的味道。”为什么要将第二章命名为“逆戟鲸”？为什么在这一章的开头处开宗明义就要介绍端木云的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按照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很大程度上，第二章《逆戟鲸》与端木云的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之间，就是一种互文互现的关系，《逆戟鲸》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中的内容。关于长篇小说《人山人海》的话题，最早出现在第四章《变容》中。这一章，大学时的恋人周劭和辛未来，在C市不期然间意外重逢。正是在他们俩的交谈过程中，辛未来第一次提及了端木云的长篇小说《人山人海》。紧接着，到了第五章，不仅这一章的名字干脆就被命名为“人山人海”，而且叙述视角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面四章，路内所采用的全都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只有第五章，变成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这位以第一人称现身的充分介入故事的叙述者，不是别人，正是文学青年端木云。如果联系第四章中端木云和辛未来之间的对话，我们就完全可以确认，第五章《人山人海》正是端木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样一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就形成了。那就是，路内在长篇小说《雾行者》中写到的文学青年端木云，创作了一部名为《人山人海》的长篇小说，而在《人山人海》中，诸如if(王静)、姚隽等人也在创作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小说作品。整体观之，多多少少带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到了端木云这里，他的小说创作也仍然和自己的生存经验紧密缠绕在一起。这一方面，以姐姐和水库为原型的小说创作，可以说都是很好的例证。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返乡之旅中，端木云和为了资助弟弟上大学而被迫嫁到傻子镇(也即李河镇)的姐姐见了面：“这天晚上，他带有炫耀性质地拿出了文学刊物，上面有他发表的小说，写到了姐姐。小说不长，他姐姐抽着烟，仔细地读着，甚至注意到了责任编辑的名字叫沉铃。最后，她沉默地合上了杂志，又抽了一口烟，对他说，你写到的我好奇怪，我是这样的吗？端木云心慌起来，忙说，这是文学处理，不代表这个人物就是你。姐姐说，你给我看的意思，难道不就是告诉我，这是我吗？端木云无法回答，他说也许是我没写好吧，你不要生气。”这里，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小说既然已经得到了沉铃的认可，并且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就说明作品在美学或艺术的层面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端木云所谓“也许是我没有写好吧”的说法，就是无法成立的。其二，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在注意到“事实”还原的同时，端木云肯定也有一定的想象虚构。唯其因为小说中那个掺杂有想象虚构成分在内的姐姐形象，与姐姐的自我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差异，也才会有姐姐的强烈不满生成。但不管怎么说，姐姐也毕竟还是那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姐姐：“姐姐点了根烟，久久看着他，翻开杂志再次阅读，最后说，不要紧，你就这样写下去吧，我相信你。”这里所涉及的，恐怕也还是叙事伦理的问题。另一篇小说，是关于水库的。水库之所以会进入到端木云的视野之中，主要因为这座水库与祖父之死有关。据说，端木云的祖父就是在修建水库时因反抗而被击毙的。而这位击毙祖父者，竟然极有可能是端木云姐夫强子的爸爸。后来，端木云曾经和玄雨专门讨论过这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他写到了大量的风景，从丘陵到河道，并延伸到江边的渡口，情节模糊，从一些人的嘴里讲出来，随即被白描式的文字覆盖。玄雨看了之后说，写得冷静，但节奏不好，过于单一。端木云说，事实上我只想写一种死亡，被命运压制，透过三十年后的风景呈现，像一张明信片，正面是照片，背面是一些模糊的文字。玄雨认为，那些作家们解释说小说主要应该展现命运，可是，大师们都不会仅仅讨论命运，那至少是怯懦的，未战先败，命运既无逻辑也无人性。端木云说，请举个例子。玄雨说，不胜枚举，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变形记和等待戈多，都不仅仅是命运，炫耀命运的都是一些当代的畅销书作家，或者说，越是展现命运的人越是对命运理解有限。”这里，端木云们所思考的，已经不再是“事实”与“虚构”的缠绕问题，而是文学作品中命运感的传达问题。阅读这一段文字，我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个人也把命运感的表达与否，看作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重要标准，但现在看起来，这种认识最起码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正如同端木云和玄雨他们在讨论时指出过的，那些真正优秀的大师级作家，其实并没有仅仅停止在命运感的捕捉与表达上。很多时候，在表达命运感的前提下，进一步反抗命运，恐怕才是一种更重要的衡量标准。

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有一批文学青年成为了路内在《雾行者》中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