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黄现代的科学实验研究极多，但是系统牛黄心理史的论文尚未见到。什么是药物消费心理（或情感）？牛黄具有中、西交流史的世界性格，其产量稀少、价格昂贵；同时历来药书皆强调多为伪药，但却成为重要的经济药物之一。什么是牛黄的药物崇拜性消费？牛黄的用药心理之谜，成为相关成方至今历久不衰的成因。为此尝试讨论药物交集的物质文化史、心理史的多种可能性。

如何研究药物心理史？心理的有时可以“情感的”来代替。

又如何质疑“牛黄”而成为问题性的（aporetic）？江润祥等以牛黄为牛的“病理产物”，出自水牛或黄牛。我们从梁代陶弘景（-）或魏晋医者的《名医别录·牛黄》提及“久服轻身，增年，令人不忘。”开始。什么是“久服”？牛黄如何久服增年？成书医院编《药性通考·牛黄》以为牛黄“切忌独用”“牛黄之不可轻服”等。牛黄只用于真中风。而广为印送的杭州《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收有著名成方“安宫牛黄丸”，也在其他相关用方特别强调“真西牛黄”。为什么特别强调“真”“西”之品？有真西人参吗？

牛黄的重要性早有记载，如BertholdLaufer（-）在《中国与伊朗》评价这种交流性药物：“牛黄在中世纪已具世界性”；“牛黄在波斯很昂贵，可入药材，也可当符咒。”在中国药物史，牛黄也是昂贵之药。范行准（-）讨论中、亚（亚拉伯）药物交流，以为由中国传入的牛黄“大概在12世纪以前，由亚拉伯地区的国家转入欧非诸国的。”作为经济药物，有着“兽腹内的结石”的方术效用。年，著名的医史学者宋大仁（-）也指出：“中国的牛黄约在12世纪时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非各国。”

这个谜一样的药物，处于21世纪生技发达的消费市场，在台湾中药店可以卖到50克六万台币？为什么？牛黄这种世界性药物，为什么缺乏历史的研究？范行准论中国牛黄输入阿拉伯的时期，为什么没有注明史料出处？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所说的“虚荣史”（historyofVanity）是否也包括消费其他不同产地的牛黄？大量的中药，还有哪些药物具有现实意义？无论任何时代，人们服用药物的预期心理仍然值得探究。

陈明教授介绍八种语文的西域医学文献，并以为：“古代中西交流的方式，一个是宗教因素，还有一个是商人的传播。”其中后者是否有明确的经济法则可循？牛黄作为可能交换的药物，借用牛津大学人类学家戴维斯（JohnDavis）的话：是否形成一种“给点好处”（givegoodmeasure）的交换形式？

我先诵读陈润东《神农本草经大字诵读版》牛黄残文，只有十九字。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从正史收辑各种药物，其中牛黄仅有数条。我不想从本草药效开始，而是从一件牛黄买卖事件说起。延笃（？-）甚至因此事罢官。《后汉书·延笃传》：东汉桓帝“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可见牛黄有利可图。皇子即为梁冀妹（桓帝子）之子。这件史事另外的记载：“笃以为诈，论杀之”。有人质疑这件牛黄买卖案。西汉出现的药材商品手册《范子计然》，载86种药材不包括牛黄。牛黄买卖疑涉伪品炒作？牛黄应该是可垄断、可操作的“经济”药物。

较早就有人注意牛黄的价格的问题。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药中之贵，莫复过此。”而且相较他药而言，“世人多假作，甚相似”。其他药物也有伪药的问题，但陶氏没有说类似的话。毫无疑问，历代使用相似的兽腹结石制作成伪牛黄，借以求利。明末陈嘉谟《本草蒙筌》称其“价类黄金”。“医药贸易，多在市家。辨认未精，差错难免。”一部牛黄史，在来源稀少、价类黄金的同时，也是一部长期的伪药史。

牛腹结石的发现史来自屠牛经验所获。《论语》有“割鸡焉用牛刀”之说，宰牛可发现牛黄及用途。《周礼·牧人》载牛为六牲之一。而牛“以牛黄者多耳”。牛黄多为黄牛之黄。西汉末桓潭《新论·杂事篇》有“孔子问屠牛坦”的轶事。这个屠牛故事流传极广。不过，《淮南子》有“杀牛必亡之数”禁令。也就是“王法禁杀牛，民犯禁杀之者诛”。因此何处得牛黄？禁屠牛之始见张孟伦《汉魏饮食考》。牛黄是牛胆的结石，有时即直接称“牛胆”。公元二世纪中的崔寔《四民月令·十二月》“求牛胆合少小药。”少小药即治小儿病的药。牛胆即牛黄。中国道教协会等编《道教大辞典·牛胆》条：“犹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入药。”魏《吴氏本草经》以为由活牛的角而出黄：“牛出入鸣吼者有之，夜视有光，走牛角中。”牛角夜视有光，黄由牛角出，将此物神异化。有黄之牛的神话，与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相似：“犀有特神者，角有光曜”，“夜暗之中，理皆灿然。”陶弘景即引旧说以“神牛”有之，并不是出自病牛有结石。小川琢治（-）研究早期本草史即指出药物效用初始是Amulets（厌胜）的意思，与后世的药效意义无关。古人将兽类体内排出的石视为异常现象。京房（-77-37）《易占》“兵强主武，则牛生石。”“马生石，其邑强。”牛结石的神异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牛黄，牛黄在胆中，牛有黄者，或吐弄之。集贤校理张希复言，尝希复言，尝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牛黄之“黄”指的是牛体精华之所得。隋代萧吉《五行大义·论三十六禽》。“牛亦有黄，蟹中亦黄，皆土精也。”蟹有黄一如与牛黄相似，皆“精”也。牛所吐之黄为生黄。明末卢之颐改编古典《神农本草经》，引述缪仲淳（-？）之说以牛黄“犹人身之有内丹也”。牛“其身夜视有光，为世神物，诸药莫能及也。”这里指的是活牛。活牛所吐之黄更胜屠牛而得。徐大椿（-）区别二者：“吐出者，为活黄，最胜。杀死得者次之。”流传稍广的汪昂（-）《本草备要》甚至认为牛黄非因病乃产生结石。与牡丹、菖蒲配伍，可以“聪耳明日”。那么牛黄为何不可轻服？

杜佑（-）《通典·食货》的贡籍纪录，牛黄出现三次：高密贡“牛黄一斤”；东牟“贡牛黄百二十八铢”；东莱“贡牛黄百二十二两”。这些都属于东黄。薛爱华（E.H.Schafer，-）讨论唐代舶来品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提及牛黄“这种胆石在医疗中的作用与其说是物质的，倒不如说是精神的”。唐代大部分牛黄都出自山东。而与牛黄类似的动物结石，薛爱华说：“上元二年（），拔汗那向唐朝进贡了一种被作‘蛇黄’的、形状像龙一样的结石，这在当时必定引起过很大的震动。”拔汗那是唐代的中亚一代的国家。

牛黄如前述分为活黄、死黄。《神农本草经》并无此说。明清以来《本经》辑佚本极多。莫枚士（-）《神农本经校注》的牛黄主治“热气”“除邪逐鬼”。病人的热气与“邪”“鬼”何关？牛黄及后来的组方所治“多为神志系统的疾病”。陶弘景（-）整理《真诰·甄命授》载镇心丸：“保命君问紫微曰：‘此方用牛黄、银屑者非？若是者，小为难合’。”牛黄一系列方剂主要即与广意的神志病（镇心）有关。此方亦见《千金要方》，萧登福《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有考证。又例如，成书于公元-年王翃《握灵本草·牛黄》的选方只有涉及小儿的“惊邪”“热惊”“夜啼”“痘疮”等。可与前述皇太子病例参看。

牛黄的应用在中国中古发展为一类“通治方”。或者称为神志类通治方。唐人抄本《五藏论》（P.）论“牛黄怀沉番之功，是以安魂定魄。”牛黄的通治方多与安定魂魄有涉。大约为武则天时敦煌写本（P.）：“牛黄丸：主一切恶气，蛊毒疰忤，心腹痛胀结实，小儿惊热，咳逆上气，身面肿气，妇人血气，带下赤白，悉主方。”此方“主一切”之证，为何一方可同时治心腹痛胀与带下等？一方多用，如论者指出：“常药性混杂，或温凉同用，或攻补兼施。”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和剂药局》以为局方“稍精致若至宝丹、紫雪膏之类，固非人间所可办也。”而其间讹误者，“以牛黄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药二十九味，其间药味寒热讹杂，殊不可晓。”作为消费者不具有分辨真伪骆黄的能力（discernment）。在下一节我们还有提及至宝丹。通治方可通治诸病，化裁衍生。王玉川以为：“历代中医方书中记载着一个方剂乃至一味中药治疗多种病证的大量的宝贵经验，这是现有的辨证论治学说解释不了的东西，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各种辨证论治诊断只是传统中医主流治疗方法之一。我曾多次在居家合顺街附近访谈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永进中药行”。具有北市中药公会理事身份的老板也说：“牛黄没病也可以吃的。”为什么？中医第一部眼科专书，始见南齐盛行隋唐的《秘传眼科龙木论》以为服牛黄“利耳目”。而中医较早儿科专著《颅囟经》附方有二种牛黄丸：“小儿胎惊及癎或心热。”牛黄丸在敦煌及相关医籍有“镇心丸”“五野丸”“耆婆万病丸”“海藻丸”“牛黄清心丸”等异名。而此复方适应症多达20种，前几名是“平肝风药”“清热药”“化痰平喘药”“补虚药”“开窍药”“解表药”“安神药”等。这些加减组成的牛黄丸，如补虚、解表、化痰应该是宋代以后发展而来。安神药为牛黄之主治。金代医家张元素将牛黄列为“心部”药。张氏《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镇惊，朱砂，牛黄，紫石英。神虚补之。”牛黄与另外两种矿物药并列；金属药多有安定心神的作用。明代医林状元龚廷贤的四言韵语，述牛黄药性：“牛黄味苦，大治风痰，定魂安魄，惊癎灵丹。”在传统主治以外，牛黄用途也有变化。

牛黄具有全科之神药的特质。孟庆云即说：“牛黄是中医儿科的‘第一要药’。”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少小诸疾》引《产经》云：“朱蜜与竟即可与牛黄。牛黄益肝胆除热定惊辟恶气也。”儿科之外，也广泛用于其他各科。余灜鳌《宋以前医方选》提及“我们将古方中含有目前禁用或严格限制之珍稀濒危中药资源，如犀角、羚羊角、虎骨、牛黄、麝香等，尽可能地予以删减”。那么仍在市场流通的古方“牛黄清心丸”的牛黄何来？明代万历年间高濂《遵生八笺·灵秘丹药笺》有“益容仙丹”，含牛黄等。高氏以为此丹“善解百毒”。“每日不拘早晚，将一丸入口噙化”。有病治病，无病吃平安。另，同书〈时疮症方〉有外症结毒方，含牛黄三分等，服之“其消如神”。我们该如何理解牛黄遍及全科的神奇疗效？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中药都有外来译名。《金光明经·大辨才天女品》载“香药三十二味”用以洗浴。其中牛黄名“瞿卢折娜”。敦煌卷子《佛家香浴方》抄作“瞿嘘折娜”。朱庆之指出：“我们倾向于汉语的‘牛黄’一词也是从印度来的。”这个说法或作保留。如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LucetteBoulnois）以为：“对于许多产品来说，其名称的原形经历了多种对音转写、经过了多种语言，其中许多种已遭遗忘”。中国利用牛黄的时间可能早于印度牛黄译名。又例如，第九世纪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通向中国之路》载：“在鲁金（今越南河内一带），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什么是“中国石头”？年代不详，陈明教授定名的《牛黄丸》残片（大谷），内容包括牛黄、旃檀那的医方。此方中牛黄应是国产。西夏后期写本《杂集时用要字》（俄敦）〈药物部〉有“牛黄”，指的也是中药牛黄，未必是由印度传来的牛黄。

与牛黄外来译名有关，另有异域方言“鮓答”一语（有多种写法）。这个术语在杨瑀（-）《山居新语》：“蒙古人有祈雨者，辄以石子数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唸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鮓答，乃走兽腹中之石，大者如鸡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马者为贵。恐亦是牛黄、狗宝之类。”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内容相同。丹波元简（-）论〈鮓答〉以驼、羊等诸兽结石甚详。域外药物，如元代王沂的“老胡卖药歌”：“西域胡贾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文效如昨。”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咏胜朝掌故：“祈雨番僧鮓答名，降龙刺马胆巴缾（按刺马为喇嘛、上人）。牛酥马乳宫中赐，小阁西头听唪经。”傅氏以酢答乃Jada之音译。“须知一切动物腹中所结之石皆有此种功用。此石名酢答。实际上即Jada，玉石之石也。”祈禳及药石同源。论者推测，鮓答与藏药“鮓石”有关，“藏药鮓石即中药鱼脑石”“此药流入只能从汉域而来”。蒙药、藏药皆重视珍贵的牛黄。例如“年（贵由汗二年），来到汗国谈判的西藏代表萨迦要求‘西藏牛黄’作为向蒙古汗国进贡的重要贡品”。当时欧亚各地对动物结石的方术效用有普通信仰。例如，成书于年的《晶珠本草》记牛黄的来源：“夜晚呻吟者一定有黄”，其说与中医相同。方以智（-1）也说：“凡走兽及牛马诸畜，肝胆之间有肉囊”者曰鮓答。动物结石即包括牛黄，阿拉伯文为bādzahr、bādzuhr或bādzuhr，armani。中文译名“把杂尔”。艾儒略（-）《职方外纪》载婆罗洲“有兽似羊似鹿，名把杂尔，其腹中生一石，能疗百病，西客极贵重之，可至百换，国王借以为利。”此石，谢方以为“疑即牛黄之类”。西班牙裔墨西哥人石铎琭（？-）《本草补·保心石》以牛腹之石为良：“考之书，盖凡兽皆有，名曰厝荅。治奇疾难名者。生牛马腹中者良。”“无病服之，亦增加精神。”七十一（年进士）《西域闻见录·物产》：“札答，坚如石，青黄赤白绿黑，色不一，大小亦不齐，生牛马腹中，亦有生蜥蜴尾根，及野猪头腹中者，尤良。”可用于祈雨、祈风、祈阴（？）、辟暑等各方面。其疗病、祓不祥大抵与牛黄相似。又有羊结石名羊哀，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兽部》：“人多惜其不能如牛黄、狗宝之精美，而亦产于羊腹，得日月精华，又食异草孕结，乃不坚重香凝，仅成此物，故哀之，因名曰哀。”何时希（-）以为：“狗宝是病狗胃中的结石，适用于噎膈反胃。”以上动物结石，郎瑛（-？）《七修类稿·事物类》载：“今药店医人，俱知牛黄、羊哀、狗宝三种之药。”除具有经验的医人可分辨真伪牛黄，是否也利用其他动物结石作伪？事实上，这一类结石，如俞樾（-）所说：“考之书，盖凡兽皆有之，名曰砟答，治奇疾难名者。生牛、马腹中者良。”而另有罕见的案例，有人发现骡黄。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江苏“南通县乡人，有骡病，将死，杀之，剖腹，得椭圆二卵。破其一，中有黄白，识者曰：‘此骡宝也。尚未坚结，可治膈疾，幸宝藏之。’予疑此是牛黄一类之物。”具有法术功用的动物结石，同时有“大量无联系的‘治疗法’存在”。而牛黄“安慰剂的疗效，借助于它，治疗某些疾病常常得某些有益的结果。”

牛黄的药用、方术的用途是多样的。西戎牛黄意指有着一个牛黄的欧亚（Eurasia）交流带路存在。借用清人罗浩《医经余论》（刊于1年）的话：“海外之品流传中国者更以渐而多，又不可拘于古矣。”西黄如清宫遗留各式各样动物的宝，包括“蜘蛛宝”？（蜘蛛也有结石？）而西方传教士的著作把动物不同的黄“混为一谈”。这些西土之品所以竞珍奇、长奢侈。也就是可以消费舶来商品的交换及象征世界，才是安定社会秩序的可能最佳模式。由于动物结石来源极稀少，牛黄更成为重要的经济药物之一。

什么是用药的预期心理？牛黄并不属于张仲景系的药物，其特性如上节所说之外，如何理解？如对中医感兴趣的汉学家汪德迈（LéonVandermeersch）指出：“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可以采取特殊的研究方法。”牛黄史不同于甘草的研究法。牛黄交流（换）史，是否导致如羽田亨（-）所说的其具有西方特性的转变？他认为“汉文明给予唐以前西域人的影响感化并不大”，出现在中西牛黄交换史？

稀有、稀奇的药物不少，这一类药物取得不易；与汉末买卖牛黄的故事相关，宋代也有一则相似的官方求取牛黄故事。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吏治》：“宗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下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于星火，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病瘠而生黄。今太平已久，和气充塞，境内牛皆肥腯，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此事见宋人董弅《闲燕常谈》，亦见《宋史》。牛黄来源极为稀少，竞相屠牛也“不登所科之数”。牛黄价高难求，北宋将领马怀德曾用以贿赂宦官阎士良。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嘉祐三年》“御史吕景初言怀德在雄州，因士良入奏事，而尝以牛黄、麝脐赂之故也。”这在牛黄使用史有普遍性。

无黄可取而有其他代替药品。例如，宋人苏颂《本草图经》（）的牛黄条下，提及一种外来药物“底野迦，是西戎人用诸胆和合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今南海或有之。”这里的“西戎”不知为何？当日或有从南海输入的底野迦代替牛黄。南宋陈衍《宝庆本草折衷》（）的牛黄条下，引用同时代医家艾原甫之说：“艾原甫又言有猪胆合为牛黄，其色赤，皆不可用也。”其药效不如天然牛黄。刘伯骥（-）提及唐代从中亚吐火罗国传入“须那伽”，也就是底野迦。郑金生认为：这一类药“七世纪初已常进口”，而“古代用胆汁合和以代牛黄是有其医疗实践作为基础的。”利用大量“各类动物的胆汁”合药也是回族医药的特色。宋岘以为，底野迦与《回回药方》的“他而牙吉”成分、功能相近，是一种解毒剂、万灵丹。这种药“首创于亚历山大为政时期的希腊帝国的约旦城”。以动物胆汁制成人工牛黄的技术，“随中西陆路贸易发展，当作药材输入中国的”。动物胆计加工仿制牛黄，如冉雪峰（-）也从动物器官体液发挥牛黄药效：“胆液胰液，在西医制剂上均占优越地位，自脏器疗法，暨内分泌学说昌明以来，二液优越隆誉，更飞腾孟晋。”在各种牛黄仿制品，利用大黄等是常见伪品。以天然矿石造假牛黄也常见。人工牛黄“性味功用与天然牛黄基本相同”。人工牛黄只是一种类牛黄。

牛黄仿制品日多，以牛黄相关用药失败病案宋以降也渐多。两者是并行的现象。潘华信《唐宋医方钩沈》有中医史“宋前后不同框架、思维说”；牛黄只用于真中风（外风）？“孙（思邈）氏治方中蕴含有河间心火、东垣气虚、丹溪痰热、希雍内虚暗风、天士阳化内风之相关内容，说明唐时内风论治框架已确立，为金元明清学术之源，非王安道等所谓唐宋专重真中风”。上一节提到牛黄方剂有通治方的特色，其用法在宋元以降一变为保守。例如，李东垣（-）《医学发明·中风有三》将中风由浅入深分为三种类型，“若中血脉、中腑，初不宜用龙、麝、牛黄”。“恐风深入骨髓，如油入面，莫之能出”。李氏对牛黄的用法具指导作用，其说被反复引述。同意者多，间有批评。张志聪（-4）质疑：“东垣好为臆说，后人不能参阅圣经，从而信之，致临病用药畏首畏尾”。所谓“畏首畏尾”也就是对牛黄的使用趋于保守。宋人陈文中《病源方论·论风搐源因》指出，热极生风即饵以牛黄“搐而不救者多矣”。这一类不可轻用牛黄的警语颇多。喻昌（-）论牛黄膏“按此方乃清镇安神之剂。热由心胞，袭入神明，不得已而用之也”。此“不得已”三字显露医家对牛黄使用的转变。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语带保留的见解：“牛黄味苦，宜归心部，癫狂等症，何不属心，而有不疗者耶！”牛黄的疗效被质疑，如吴仪洛流传较广的《成方切用》（1）指出：“牛黄丸之方颇多，互有异同，然大要在于搜风化痰，宁心通窍，多用冰、麝、牛、雄、金、珠、犀、珀。若中脏者宜之，如中腑、中血脉者，反能引风入骨。”文末“引风”之说即源自李东垣。而一些考证古典《神农本草经》的著作，则完全不讨论牛黄。例如叶天士（-）《本草经解》。

古代的病医关系，病人的喜好往往也主导医家用药的心理。特别有些成药易在药房取得。例如，著名的“雷允上诵芬堂秘方”，又称六神丸，组方即以牛黄等。明代中叶王纶《本草集要》（）以为牛黄可“小儿初生二三月，去惊邪，辟恶气。”令小儿吮之。清代佚名的《医学传心录·用药传心赋》“牛黄定其胆惊”的说法，仍然深入人心。

牛黄的稀有性，同时其相关方剂需求量尤多，导致相似药物的流通。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风》第一方“至宝丹”，主要含牛黄，治“疗卒中，急风不语，中恶气绝，中诸物毒，暗风，中热疫毒，阴阳二毒，山岚瘴气毒，蛊毒，水毒，产后血晕，口鼻血出，恶血攻心，烦燥气喘，吐逆，难产闷乱（一本作“难”），死胎不下。”这份长长的病症名单又如何理解？波隆那大学历史学家UmbertoEco以“不可言说”（ineffatability）形容他所研究的“名单”。意思是名单是一种指示，让病人“自行想象其他未说出的部分”。至宝丹也是万灵丹。至宝丹是一种合成丹剂，“至今尚广泛地在民间沿用”。历来医家对至宝牛黄方赞不绝口。例如，徐大椿说至宝丹“必备之方，真神丹也”。吴鞠通也以为“隐邪秽，解热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局方》之至宝丹见于苏轼（-）、沈括（-）所集方书：“子女忧劳，血滞血厥，产后心虚，怔忡尤效”。金人张元素《医学启源·风》也录此方“治卒中风急不语”及“不得眠睡”等。其中失眠，明秦昌遇《症因脉治》即以牛黄清心丸，并强调必用“真牛黄”。至宝丹见于高秉钧（-）《疡科心得集·方汇》，组方的牛黄为“西牛黄”。

至宝丹组方有银箔五十片、金箔五十片？为何要消费金箔、银箔？后代相关药方，例如王士雄《霍乱论》的行军散内容组成有牛黄、珍珠、金箔二十片。这些辟秽开窍之方都是贵药？金箔为何可与牛黄一起入药？王士雄《温热经纬》（）至宝丹条下引文：“抱朴子言金箔、雄黄合饵为地仙”“以此丹入寒凉药中用之，能袪阴起阳，立展神明”。中国药学虽称“本草”，但早期以矿物、动物等为重心。例如《山海经》各类药物种，如尚志钧（-）所说：“以动物药最多”。章鸿钊（-）在其有启发的《石雅》论古代欧亚服玉石之风以为：“审是则欧亚医药之术，其始莫不滥觞于古之西域矣”。陈国符（-）也说：“盖外丹术与医术，初无区别，二者分派，疑始自金宋耳”。中西外丹医学的交流即以动物、矿物药为重。黄凯钧《友渔斋医话》（1）也将牛黄与珍珠同列。徐灵胎（-）即指出，以近似之药代替的结果：“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在药肆牛黄的他物、别种是真假莫辨？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牛黄治疗失败病案出现。例如，明末李中梓（-）的伤寒医案：“休宁吴文哉……方弟躁热之时，医以三黄汤，入牛黄服之，转加闷绝，举室哀号，惟是治终具，候目暝而已！不意兄翁毅然以为可活，参附一投，阴霜见晛，荆妻穉（稚）子，含泪欢呼，一日即甦，经年乃复。”服牛黄凉剂病情加重。古代病案以身试药，辗转换方的例子很多。明·江瓘（-）的内伤病例：“锦衣杨永兴，形体肥厚，筋骨软痛，痰盛作渴，喜饮冷水，或用愈风汤、天麻丸等药，痰热益甚，服牛黄清心丸，更加肢体麻痺”。于是换方。而俞震（-？）收集历代病案并以评述，如评牛黄丸、至宝丹等不可用：“人必认为受邪气既重，误用温补，邪陷难解。则用荆、防、芩、连、及至宝丹、牛黄丸，皆意中事也。用之而死，仍归咎于理中（汤），冤枉谁辨？”重点仍是施用凉剂较之温补之方更不可靠。以上各例只是择要而引。清初陈士铎也以为：“牛黄丸，乃杀小儿之丸，非救小儿之药也。”又例如，魏之琇（-1）的中风病案牛黄杀人：“陆养愚治吴少参，年五十新得美宠，荣归祭祖，跪拜间就倒仆，汗注如雨，浑身壮热，人事不省，或欲灌以牛黄，脉之关尺浮数而空。两寸透入鱼际。此阴虚甚而阳亢极也。若灌以牛黄则死矣。”上述各例都是质疑牛黄药效的案例。如杨崇魁《本草真诠》也以为“若暴中风者骤用之，恐引风入脏，最宜审用。”程杏轩《医述》（）以“有形之寒痰阻塞窍隧者，无由遽转为热”“其牛黄、竹沥一切寒凉，断不可用”。审用牛黄等寒凉之说，汪昂《医方集解》也说牛黄急救不如人参、附子：“若手撒口开遗尿等死证，急用参附峻补，间有生者，若牛黄、苏合入口即毙。”而冠以牛黄之名的药方内容也不含牛黄，而以其他药物代替。如鲁照、南厓《串雅补》（）牛黄串组方为生大黄、细辛、巴霜。

不过，牛黄的传统功效仍延续着。例如，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以为牛黄治“鬼邪侵著，因心虚所致。”而沈金鳖（-）《杂病源流犀烛·邪祟病源流》治邪祟病有含牛黄的至宝丹（见上节）。中药的药性有明、暗二性，相对前述治疗伤寒、中风的案例，牛黄治鬼邪、邪祟的病案并没有失败的。

如何理解牛黄方成功的案例？例如薛己（-）的医案：“一妇人因怒仆地，痰涌不语，灌牛黄清心丸稍甦。”对照同样是服牛黄清心丸的例子，朝鲜人朴齐寅（-）出使北京的见闻《燕槎录·附录》叙药商为卖牛黄清心丸，先使一人故作昏绝不省之态，众人围观后：“一汉取出自己橐中所存清心丸一丸，磨以冷水灌之，死人口中少顷微有气息，又少顷顿觉回阳之意。渐次甦醒，无复病气。彼人辈立见始末，不觉叫奇，肚里默想，此药真是圣药，莫不有愿买之意。”也就是如何激发消费者购买的情感？比较两则成功的牛黄方病案，并“敏感地领会言外之意，觉察被掩饰和杜撰的部分”。

牛黄的用药经从宋金以后主要以治疗急性发热传染病。五代时期《日华子本草·兽部》牛黄疗“天行时疾”。李东垣（-）《药性赋》牛黄“治天行时气”。这应该是牛黄治“热气”转为治温热病的转变。雍正时名医叶天士（-）《温热论》邪火入心包，有昏谵之虞：“延之数日，或平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闭，非菖蒲、郁金所能开，须用牛黄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恐其昏厥为痉。”娄杰辑《温病指南》（）的普及读本：“神昏舌短，饮不解渴者，邪闭心包，内窍不通也。牛黄承气汤主之。”上述牛黄各方为泄热邪，多为救急之用。但牛黄不是适用热病所有阶段。吴考槃（-）指出“晚近温热学家习气，先有一个‘虚’字梗塞胸中，故用药偏于柔缓”。牛黄有对症之处，审用为要。

牛黄的稀有性，如上所述，其相关方剂仍有一定的使用量。毫无例外，中医本草文献大部分都记载为国产品。以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代表，载牛黄“生晋地平泽”。晋地即山西境内。张拙夫（-）《中国本草学》有专节讨论药物产地，“因产地而影响质量，对疾病则发生独特作用”。宋代太医局的国家医学考试试题（），用牛黄半两：“牛黄为辅，味苦，平，有小毒。主惊痫。生晋地平泽，于牛得之。”晋地是牛黄的主要产地。此说亦见其他本草。所谓西黄？由李时珍（-）辑录《本草纲目》之前各种药书，牛黄的各产地也都以国产为主。中药牛黄很早就传到韩、日等。而韩国同时早有牛黄输入中国。金富轼（-）撰进《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六》文武王二年（）二月六日，“庾信遣阿凔良图，大监仁仙等致军粮，赠定方以银五千七百分，细布二十匹，牛黄十九两，定方得军粮，便罢还”。此为新罗灭百济之战。新罗将军金庾信赠送牛黄给唐将苏定方。又，《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十一》，景文王九年（）“遣王子苏判、金胤等入唐谢恩，兼进奉马二匹、麸金一百两、银二百两、牛黄十五两、人蔘一百斤”。牛黄作为贡物，皆来自新罗。宋人王溥《唐会要》开元十二年（）：

“兴光遣使献果下马二匹、牛黄、人参”等；天宝三年（）：“遣使献金银”及“牛黄、头发人参”等。查韩国史料亦以新罗牛黄最主。而新罗牛黄亦见于王继先（-）等撰《绍兴本草》，以为“山东与新罗皆有之，但山东者佳”。以国产牛黄更佳。两者皆为东黄。向达（-）以为唐代文化“一切文物亦不问华夷，兼收并蓄”。牛黄交流史亦有域外牛黄输入兼收者。

宋代的中国牛黄有输出的记录，而阿拉伯药物同时也进口至中土，包括牛黄等。宋代的中、西贸易交通回纥人同时扮演重要角色，如宫崎市定（-）以为：“此地的回纥人虽然在语言上使原住民族土耳其化，但在文化上却被伊朗人的传统所同化，成为商业民族。”珍稀药物牛黄即通过商业民族互惠、交流。除此之外，根据清人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有关朝贡部分，公元年龟兹国贡“玉、牛黄、棋子、褐绿黑皮、花蕊布、琥珀、乳香”等。年大理国贡方国，“特进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衣甲、弓箭等”。由于牛黄的稀少珍贵，而成为域外贡物之一。贵重药物也经常是各国重要朝贡物件。因此，与《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大致同时代的寇宗奭《本草衍义》（）载：“牛黄，亦有骆驼黄，皆西戎所出也。骆驼黄极易得，医家当审别考而用之，为其形相乱也。黄牛黄轻越自然微香，以此为异。盖又有氂（音猫）牛黄，坚而不香。”这里的“西戎”所指何处？孙迟指出：“唐墓中出土的胡俑，往往和骆驼在一起被发现。”骆驼黄来自西域。唐人梅彪《石药尔雅》以骆驼为“西兽”。此乃真“西”牛黄之西。寇氏之说，当有人以骆驼黄代替牛黄来使用。他分辨黄牛、氂牛之黄，似以前者之黄为真、为地道之药。产地的探求往往与药物的贋伪品的确认有关。宫下三郎讨论药物的代替品及贋造品，也注意到西域外来近缘药物输入中国。早于《本草纲目》70余年的刘文泰等撰《本草品汇精要》（）牛黄条下，即言“然此物多伪”，并特别指明“骆驼黄为伪”。其说与寇宗奭”相同。也可见骆驼黄不可代替牛黄。西方（西戎）牛黄多伪药耶？许有壬（-）以为西域药产：“比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元代以降，牛黄的交流越来越依赖海路。卜正民说：“在十三世纪后期和十四世纪，一个大陆的世界经济体带领着元朝西向发展，穿越中亚大草原，来到波斯和欧洲。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一个以南中国海为中心海上世界经济体系，将明朝和吞吐印度洋，横跨太平洋贸易货流的系统连结在一起。”而伊朗籍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Mazahéri，-）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物交流史》提问：“自古以来就有两种药：神秘的药和物理的药。任何一种药（它属于哪一类无关紧要）的出现和消失既取决于商业兴趣和方式的不断变化，又取决于科学的迫切需要。”什么是消费牛黄的“商业兴趣和方式”？古代药物的物理多是神秘的。一个命危的病人及家属，会选择便宜的药抑或贵重（可能有救命之功）的药？艾应期《积玉单方》（）收有“牛黄起死回生丹方”，而“试效极妙”。挂牛黄卖骆驼黄，假药始终有人会买？明万历年间陈履端提及病人用药心理：“大率脑、麝、牛黄，爰暨石药悍剂，皆不可轻用。医家每人网利而重投，病家每因慕名而甘恋。”为什么？创立于年，北京药铺《同仁堂药目·风痰门》第一方即是牛黄清心丸，治“如见鬼神、言语错乱、或歌、或哭、或痴、或呆、心神恍惚”。或痴或呆是否都有效？这本药目中《小儿门》的牛黄镇惊丸：“治小儿急热惊风，胎惊、胎痫、癫风、撮口、客忤物忤、牙关紧闭、抽搐掣颤、反躬窜视、不省人事、风痰危恶等证，有起死回生之功。”此丸价贵，有上述症状的患儿父母，会不会尝试服用？就算鱼目混珠以仿制牛黄成上述丸方，仍然大卖流行？借用德国情感史家乌尔特·弗雷弗特的说法：“销售商品的同时也在销售情感”。那么多的牛黄方，如生物化学家尤格·布雷希（J?rgBlech）以为：“可疑药下架是少之又少的例外。药商和医师是不肯公开承认开列了无谓的疗程和药剂。”在传统时代“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和新型制剂的姿态上市”，也普遍存在各种牛黄制剂史。虽然牛黄方剂病案失败增多，但如清代佚名的手册《医学传心录》“牛黄定其胆惊”，这一类想法非常普遍。

患者为何要消费贵重伪药？姑且一试的心理？托名汪訒庵（约-）《本草易读·例》药物“以贵重者多伪，而且费资厚，取厚资买伪药，以伪药治真病，于医、病两无所益。”什么是“取厚资买伪药”的消费心理？这是具有各种承载意义（meaning-laden）的消费？不完全是炫耀性消费；病家慕名甘恋是为主因。牛黄被过度的需求，并透过成方化、广告等途径，其效疗如TimDent的“物神”（fetishes）社会学研究，即以买卖中介而完成“对物的崇拜性消费”。牛黄具有的情感资本诸药莫能及；而崇拜性消费心理导致消费者乐意以高价购买假药。

牛黄的来源是牛黄药物情感史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是“真西牛黄”？邹积隆说：“以西牛黄之质为优，遂混称为西黄。其后又讹为犀黄，且误为犀牛之黄。”清末北京名医杨著园即质疑北方药店的牛黄来源：“若于熟肝中寻得者，名曰熟黄，功力大减，然犹是牛黄也。若药肆所售，出广东，乃取之于蚺蛇，非牛黄也，无灵气，而有毒气，尚可用哉！”大蛇体内也有黄？广黄为蛇黄的说法，表达伪药牛黄充斥药肆。森立之（-）引用日本延喜年间（-）太医博士深江辅仁有关日本对译医药书“《本草和名》云：唐今以牛黄为通称，舶来中破之中有小白点者，为真。”。这里的舶来货牛黄当由中国而来。而分辨是否为贋品的各种方法，也是牛黄史的重点。张秉成（-）《本草便读》以为“牛黄，有广黄、西黄两种，以所出处之地而命名”。西黄者如何廉臣（-）所说：“产西戎者为西黄，产广东者为广黄。”西域牛黄在中外交流史占有一席之地。赵其光《本草求原》（）以为“洋牛黄，坚而不香；骆驼黄，易得，亦能相乱，宜辨。”骆黄易得，应是伪药制造来源之大宗。此早见于前述寇宗奭之说。曹元宇（-）述牛黄产地只提舶来品：“今牛黄，多从南海外输来，称为西牛黄，药中最珍贵者之一也。”曹炳章（-）分西黄、东黄：“昔以陇西、山西出者著名，故曰西黄，即牛黄也。产奉天省地屠牛厂及兴京、桓仁、宽旬、东丰、吉林、黑龙江省等均产，皆名东黄，亦佳。近今所广东黄者，皆马黄。苏尖牛黄，即水牛之黄也。近代骆驼黄亦充牛黄。”曹氏不提西戎输入之牛黄。然驼黄亦是西黄。而西牛黄同时应以印度产为主。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引陈仁山《药物生产辨》（）：“牛黄以中国产者为上等，名为土牛黄，惜乎少出，普通以印度产者为上，由架喇吉打聚处运来，但近日多伪造。”牛黄的道地产地由东黄转移至西黄为重。

牛黄不只是治病之方，如同上世纪初成立的天津达仁堂，也以生产各类牛黄方著称。这一类便方“明清以来，坊间充斥，不足为奇”。达仁堂的常客京剧演员李少春（-）即说：“你们牛黄清心丸，真是好药。我演《打金砖》，上台之前先吃两服，要不，从地上、椅子上和桌子上，平摔三个硬彊尸，我顶得下来吗？”似乎吃了牛黄丸后有助于他的表演。京剧《打金砖》是东汉历史剧，刘秀哭祭功臣；吃牛黄丸的可以演马武？牛黄方成为畅销药，应该有消费者安魂定魄等的主观预期，因而李少春即强调在“上台之前”服用。林恩·亨特（LynnHunt）在论及药物的消费者需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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